旅游始于旅，行后才是游，行比较简单，而“游”是个泛概念，包括诸多作为旅行目的的相关活动。一般而言，旅行并不难，钱多钱少，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问题的关键是主观意志，而主观意志或者说个人的欲望，又和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相关，当然，广义的旅游则更加微妙复杂，很难能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解释得清楚的。总之，无论对于作为个体的个人还是作为主权的国家来说，旅游的发生与发展，需要迈过两道重要门槛。
走出家门是第一道门槛，个人意志是动力
中国有个古训，“父母在，不远游”。这讲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大凡人过而立后，父母便开始步入暮年，这是人生责任的转换期。按照“养儿防老”的观念，父母膝下之儿女开始履行养老的孝道，这种责任并非完全可以用钱来实现。在那个时代，这虽非国法，但这种乡俗家规，没有特殊的理由，普通人也是不敢违背的。
“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这也是一句俗语，是人们从诸多亲身体验中得出来的。和旅游相关的说法是，“出的门多，受的罪多”。表述简单而直白，世人深信而不疑，认为这是对外出旅行真谛的诠释。既然在家好，何必去他乡；既然受罪多，何必自寻烦。
这两则中国的遗风，虽然早已改变，但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很长的历史时期，走出家门，云游天下，多只是文人墨客、达官贵人或志士仁人之举，而平民百姓，即使是家有余粮闲钱，也不会用在这些地方。
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变迁，今天不再是昨天。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可以迈开双脚走出家门，堂堂正正而不是掖掖藏藏地说去游山玩水。走出这一步，重要的是迈出了个人欲望的门槛。虽然社会上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门槛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社会已进入到传说的“大众旅游时代”，第一道门槛已经不再是最令人纠结的障碍了。
跨越国门是第二道大门槛，一厢情愿难以实现
旅游分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其差别就在于是否跨越国界。也许参与者的动机大同小异，同时一种梦想，然而，做起来的难易程度则大相径庭。
新中国诞生之时，在国际社会中显然是个弱者，经济上千疮百孔，民难聊生，共产党赢得了政权，执政能力面临诸多挑战和考验。国际上，西方列强层层的封锁、封杀，别说话语当时历史条件下，新中国非常希望自己的主张有人能听到，自己在做的事有人能看到，进而希望有人能够为新中国说句公道话，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于是，主动地将关闭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让一些人以非政治的身份进入中国，实现政治上的诉求。当时，做这件事的机构是“旅行社”，但谁都知道，到中国一游绝非因闲情逸致，旅行社也并非靠出售服务赚钱，于是，游客进入中国后旋即变成“外宾”。鉴于这一目的，当时的国际旅游只是请人进来，是与普通公众无关的“外事”。这一做法，持续了一些年，而那场突如其来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把这个门缝给封上了。即使允许些许外国人来，那是一种“特殊待遇”，自然也要严守“客随主便”的规矩，言听计从。当时的国际交往陷入极端扭曲的境地，尽管还打着“旅游”的旗号，其实早已变味，名存实亡了。
新中国磕磕绊绊地走过了30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无异于又一次新的革命，经济改革首次举起了“开放”的大旗，这令世界惊异，也令世界怀疑，甚至当时中国老百姓也心有余悸，因为一说到“对外开放”，头脑里老是萦绕着“门户开放”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这次的开放，旅游打了头阵。国门是主动开的，对欲来的游客不再用“请”的口吻，变成了“让”的语气。实在是中国的大门关闭的太久，外部世界的人太渴望走进这个神秘的国度，看一看这个“铁幕”后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尽管这次“开放”依然是一厢情愿，但却真的惊动了世界，“到中国一游”炙手可热，顿时成为难得一见的“卖方市场”，不少外国人不讲价钱，不论条件，只求一张入门券。这一点国人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做好准备。然而，大门一旦打开，只会越开越大，想关也关不上了。对外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游客如潮涌，虽然一直是单向流动，但实现了“对外开放”的初衷。
然而，这个“对外开放”还只是开头，只走出了第一步，后来的开放显得有些被动，但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对旅游来说，更是如此。其表现之一是，国外要进入中国的不仅仅是来送钱的游客，后面急着进来的要挣钱的商界，饭店、餐饮等行业首当其中。这个力量来自外部，从发展的需要处罚，门还要继续开放，明知是“狼”也得让进，算是学艺必须支付的学费。其表现之二是来自国民的需求。国民也要走出国门，看看外面的风景。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方式，旅游消费需求大大增强，入境旅游的示范效应也激发了普通公众的出境旅游消费欲望，这也是政府不可漠视的。于是，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放”的含义扩展到公民的出境旅游。已经开放的大门又增添了客流外出的渠道，不过，这个新渠道的开放之初是被动的，谨慎的，并非情愿的。然而，这个新渠道也是不断扩大，也是难以控制的，因为公民这样的需求是自然的，正当的，再没有严格限制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到这个时候，国际社会对中国旅游的关注点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中国旅游”转移向“中国旅游者”，或者说，从关注中国作为一个特殊魅力的旅游目的地转向一个潜力巨大的旅游市场。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世界国际旅游发展史上，中国又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非常态的“ADS”模式，即不是目的地国家选择市场做出允许进入的承诺，而是作为旅游市场的中国来确定是否给予特定国家作为国民旅游目的地国家的地位。这一个模式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新的发展条件下，开放的大门又遇到了新的门槛:海外旅游目的地是否真正情愿地为中国公民的进入敞开大门。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国际旅游的地位出现了新变化，儿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个变化又显得有些尴尬。一方面，中国是个发展中国，至今中国也这样形容自己。从传统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是不发达国家的代名词，在发达国家人们的脑海里，不发达国家贫困落后的印象挥之不去；另一方面，中国是个大国，经济发展保持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以至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国民的实际收入与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构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低迷的状况下，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能多吸引一些中国旅游者去“暴买”无异于一支不错的强心剂，至少可解燃眉之急，更何况一个心中的穷国又真冒充一批挥金如土的“土豪”。从外界来看，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崛起是突然的，来势是凶猛，许多西方国家始料不及。因此，面对中国公民出境旅游高潮迭起，他们又呈现出一种“既爱又恨”的心态，表现出“欲进且怕，欲弃不舍”、“少了嫌少，多了怕多”的纠结。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又遇到境外设置的一道门槛，这个门槛不是中国管控的，球踢给了对方，若对方不接，这个开放则是不完全的，双向的旅游流动难以实现。
中国出境旅游高速增长的这些年，正赶上全球国际旅游增长缓慢低迷期，中国出境旅游人数与消费持续的增长，为全球国际旅游复苏带来了希望和良机，中国也很享受自己做出贡献的赞誉。国际舆论纷纷呼吁重视中国旅游市场，加快针对中国公民入境旅游的便利化，放松在入境旅游签证等方面的限制。然而，对此，不少国家还是显得犹豫不决，有的在做出某些放松姿态的同时，还总要再设一些限制，试图额外增加一些条件去遴选目标市场，增加一些限制性条款加密自己的保护网，他们只想从中国游客身上多赚一些钱，而又自觉不自觉地对中国旅游者采取歧视或不公正的做法。但一旦得罪了中国市场，又会露出笑脸，出台些许优惠，想再把游客留住。目前，这个过程依然在继续，有改变，并不大，离国际常态尚有不小的距离，中国人“说走就走”看天下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路漫漫兮其修远”。
值得提出的是，有个理念不应当被误解和误用，那就是，任何实施开放政策的国家，不应当轻易把国民旅游行为作为左右外交关系的砝码。国际旅游时一种民间外交的方式，因为这一交流可以增强不同国家公民之间的了解和理解，能促进国家关系的改善。然而，不应当裹挟旅游，反其道而行之。促进民间交往适应民意，对国家关系的改善释放的是正能量，所起到的作用也许是缓慢的，但是会持久。与之相反，如果把它作为砝码，主动采取限制措施，这样做不会释放正能量，或许会叠加误解，为国家关系的改善设置障碍。无容置疑，在特定条件下，民意所致，自愿放弃对某些目的地的选择，这是正常的；或者面临危险，为保障国民的安全政府做出的提醒或劝告，这是政府责任的体现。很显然，把公民正常旅游方式和行为，视为一种由政府控制的外交工具，是不可取的。
总而言之，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这两道门槛都是很重要的。国际旅游发展的常态，靠的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多方联动，政府的所作所为不应当过于功利，大家一起共同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协力保障旅游者的正当权益，使旅游真正成为一种享受幸福的活动。
不过，国家对外开放是否也有个底线，这还真值得认真研究，近期，一场汹涌的难民潮，使一些国家对是否坚持被誉为世界未来发展样板的《申根协议》产生了动摇；旅游是经济还是政治，还不能急着下非此即彼的结论；而旅游是否真是个“产业”，还真是个问题。这也许是个题外话。
——本文最早刊载于搜狐博客
